贺知章荐举李白的启示
原学玉
话说李白从四川来到长安，有幸结识京城大官贺知章，贺见到李白的诗特别是《蜀道难》时，为其天纵之才所折服，惊呼：这诗太好了，简直就是从上天贬谪到人间的仙人写的！于是，李白便有了“谪仙”这个称呼；于是，李白便被贺知章推荐到皇宫，做了一个为皇帝老子寻欢作乐、消愁解闷的帮闲文人－－翰林供奉。初出茅庐，布衣诗人，一步登天，那还了得！举世轰动，效应实在是太大了。这个事件，值得深思：
俗云：“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李白是幸运的，“庙门”不仅找到了，而且找对了，找到了贺知章——个让他一辈子都感激不够，识才、爱才、荐才、护才的老兄长。如果
找到不识才、妒才、毁才的主儿，那就坏了：轻者被埋没，被“掐尖”；重者被扼杀，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只脚，那也说不定。再说贺知章：老夫子也是诗人，深谙诗道，自然能辨别出诗的好坏，所以，一眼便看出《蜀道难》的品位，掂量出李白的身价，此其一也。
识才，能分辨出诗的好坏、诗人的档次，固然不易。倘若碰到了嫉才妒能者，“武大郎开店”，不能比他高，好也不说好，那就有些不妙。贺夫子有传世之作，在大唐时代算是个著名诗人，但较之李白，明显差一个档次。老夫子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其襟怀之博大，并没有因为李白的诗才比自己高，而产生嫉妒，或遮之、掩之、贬之、毁之，或三缄其口；而是不遗余力地荐举，一直把后学李白推举到皇帝老儿跟前。这便是境界，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此其二也。
再说李白初到长安，一介书生，布衣也，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官衔、没有职称、没有钱可上门打点的，大概也没参加过什么诗歌大赛，得过什么奖项，还是个蛮荒之地的外乡佬。这条件实在是大不利于走仕途这条路。可先生“点兴”，偏偏遇上了贺夫子！结果是一炮打响，一诗走红，可谓是直步青云！对李白这个年轻人的认识、评价和荐举，贺老夫子不惟爹、不惟亲、不惟私、不惟派、不惟帮、不惟伙、不惟山头、不惟辈分、不惟权、不惟钱、不惟奖、不惟职称、不惟地域，也不求全责备。那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诗。在贺老夫子的心中，自有其关于诗的质量、档次、水平高低的衡量尺度——坚持认为：诗的质量、档次、水平高低，是判定一个诗人才能大小的惟一标准。一千多年前的人其精神境界，真不知要比当今的“诗把头”的精神境界要高出几万倍！没有可比性，不可同日而语！此其三也。
人们常说：“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这话固然不错，但是，倘若一直埋在地下，即使发光，也不会昭然于世。这便是贺老夫子的作用。由于他的荐举，使得李白这块“金子”，不，是荆山之玉、国之瑰宝！得以脱颖而出，光耀千秋。在这一点上，贺老夫是功不可没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其四也。
当然，也是欣逢盛世，社会这个大环境的作用，不可低估，甚至是首当其冲，至为紧要的。所谓大唐气象，自然也包括对人才的识别、荐举和使用。惟有类似大唐那样大开放的社会，那样政治、经济、文化强盛的社会，才会出现“光芒万丈长”——如李白者的诗之巨星，也才会有贺老夫子这样的伯乐应时而生，二者是不可或缺的。这便是：“江山资俊杰，时势造英雄。”人是不能脱离时代的，更不能逾越历史。没有时代提供的机遇，没有时代搭成的大平台，让你展示，尽情发挥，你能有什么作为？你究竟是个几？个人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生活，那就真有可能被埋没；不，是大浪淘沙，被时代所淘汰！此其五也。
临末，还有一个问题须要提及：如前所言，李白是幸运的，也是侥幸的——遇到了贺敬之这个伯乐。所以，这种幸运加侥幸带有偶然性。在中国专制独裁的社会里——封建三千载，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少数人在舞台上活跃、施展，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为代价的，这是绝对的。所以，最根本之点，是要从制度上、体制上、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上解决问题。社会要为每个成员提供人生出彩的机遇和平台，从而实现人尽其才，这才是人才培养和选拔的理想的境界。伯乐不能没有，伯乐精神值得提倡、弘扬。但同制度、体制、人才培养选拔机制——这个最根本之点相比，其力量和作用实在是太小了。
（2013年1月31日星期四下午于营口石韵軒／灯下再改）
（2013——10——4晨3点再改于石韵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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