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陈怀

陈 晨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参加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议，亲眼目睹会议盛况，此情此景，令我百感交集。令我惊讶的是，这次纪念活动的规模如此之大。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领导能在百忙之中抽出身来出席会议，这么多的老艺术家、老书法家虽年事已高， 仍参加活动，真令我感动万分。因此，我谨代表陈怀先生的后人们，真诚感谢倡导举办这次活动的市委、市 政府、市文联、市诗词学会、市书法家协会的各级领导，感谢你们对我父亲陈怀先生的怀念和重视；我还要感谢跟随我父亲学习书法和诗词的各位师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在学习期间一直支持他、包容他，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还要纪念他，并且把他的治学精神发扬光大；再要感谢的就是为筹备这次活动付出心血和努力的各位朋友们，据我所知，你们从一年前就开始策划、准备，多方收集资料，访谈相关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才使得这次会议得以如期召开。谢谢各位！

关于我父亲在诗词和书法方面的造诣，在座各位体会的都比我深，我要再谈就是班门弄斧了。今天，我想与大家共同回忆我父亲生前在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小事。

我父亲出身书香门第。我的曾祖父学识广博，以教私塾为业，祖父家学渊源，饱读诗书，颇有才学。祖母虽贵为晚清官宦人家的大小姐，但因时逢乱世，战乱频仍，再赶上天灾人祸，终至家道没落。虽然诗书传家，但家境贫寒，父亲只能半工半读，到十七岁才初中毕业。当时兵荒马乱，就业无门，衣食无着。 经自己的大伯父介绍投奔国民革命军第39军刘和鼎部下，从事文职和后勤工作，官至上校军需官。其间，曾在黄埔军校接受过培训。37年投入抗日战争，母亲也随军辗转于大别山、湖南、湖北等地。随后归入李宗仁部下，49年集体投诚，在广西接受整编。新中国成立后，50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到营口从事教育工作。

父亲自幼聪慧过人，再加上祖父母良好的家教和 传统文化教育，四岁就能背诵唐诗，15岁即会写诗填词，文字功底深厚。其人生道路几经波折，际遇坎坷，对生活感悟深切，每当心潮起伏、灵感泉涌之时，常借诗词抒发感怀。

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到三十年，其间耳濡目染，深切地感受到父亲是一位难得的好丈夫、好父亲，更是一位好老师。

父亲25岁同母亲结婚。他俩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互相扶持，共同渡过了坎坷的一生。记忆里的父亲和蔼慈祥，对母亲尤为宠爱，从不对母亲发脾气，总是和母亲共同分担家务。即使在从军期间，也是尽一切可能把母亲带在身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母都在学校当教师，每天早晨七点就得到校。我们家有九个孩子，当时有两个要送托儿所，两个送幼儿园，我家没有儿童车，也没有自行车，父母二人只好先各抱一个孩子送托儿所，再回家送另两个孩子上幼儿园。所以每天5点就得起床。一个冬天的早晨，父亲看错表了，误把3点看作 5点。那天风很大，二人在寒风中背着孩子到托儿所时，托儿所还没有开门，这才知道送早了，只好又折 返家中。母亲非常生气，父亲却笑着说:“不起这么早，你能看到凌晨的星星是什么样的吗？”弄得母亲哭笑不得。无论母亲做错了什么事，比如弄坏了东西，父亲从不斥责，总是笑呵呵地开玩笑把事情搪塞过去，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平曰里，我们几个孩子们都怕母亲而不怕父亲。

可能是受过复好的家风熏陶，又经历了太多苦难困顿的人生历练，父亲知书达礼，性格坚强而乐观，为人宽厚仁慈，克己利人。他常常教导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人之馈，加倍偿还”，以及“吃亏是福”等处世做人的道理。他还要求我们“做人要正派，不在人前议人短，不在人后贬人长”。他对子女的教育培养，除言传身教外，更多的时候是要求我们自己多读书。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就推荐我读前苏联小说:《卓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 等。父亲还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全面素质教育，培养我们的文艺爱好和体育特长。他自己会拉二胡，会唱京剧。受他影响，我的三个弟弟都会拉二胡。我们家孩子多，经常在节假日组织家庭文艺晚会，孩子们有机会各自展示才艺，唱歌、跳舞，甚至演话剧。有一次，我的弟弟妹妹把匈牙利的一篇小品《扣子》改变成短剧在家里演出。其中一个弟弟竟然真的把裤子上的扣子剪掉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父亲年轻时热衷体育运动，所以十分注重子女锻炼身体，要求我们把学习和家务活安排妥当，腾出时间去玩儿。我几个弟弟、妹妹身体素质好，有体育特长，四妹曾是当年营口市中学体操全能冠军，小弟水性好，曾在横渡辽河比赛中力拔头筹。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他的学生比对我们子女要好。我们有什么问题问他，他总说要我们自己解决，拿出一本参考书说：“自己看吧。”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学生身上，对他的学生关怀备至。有一次，他班里的一个学生生病了在家休养，怕学生耽误功课，父亲跑到学生家里去给补课。还有一次，我所在的学 校组织去千山旅游，母亲给我准备了5元钱，可是父亲却说没有钱，不让我去。父亲去世后，我偶然遇到了他的一个学生，交谈中提及父亲对他如何关心，因为他家庭困难，父亲还出钱让他参加学校组织的千山旅游活动。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给我准备的钱让父亲赞助给他的学生了。父亲在学校是语文组组长，他对年轻的教师也是悉心照顾。组里有一位女教师两地分居，她一个人带小孩。白天上班要把孩子放在托儿所，晚上回家又要做饭，又要批改作业，孩子照顾不过来，父亲得知她的困难，就叫我妹妹每天放学后到女教师家帮忙做家务，还规定我妹妹晚上不准在人家吃饭。直到一年后女教师丈夫调回营口，我妹妹才获得“解放”。

从1958年到1979年，两顶错误帽子沉重地压了父亲20年：历史反革命和右派。政治权利被剥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固定收入，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口，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经历过劳改、下放农村，父亲身体较差，曾做过三次大手术。当时父亲虽身心交瘁，但他从不失落抱怨，从不绝望。他经常跟我们说：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1970年他被遣送海城温乡农村，生产队把最脏、最重的活儿交给他，拿最少的工分。父亲没有消沉，而是苦中自勉，以诗言志，有一首七绝为证：“遣送农村不自哀，但思为国报涓埃。宵深坐起惊残梦，疑是春风化雨来。”在他这种思想影响下，我们这帮子女也都相信，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所以我们从不怨恨，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积极生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这些子女有了学习深造的机会。父亲说：“你们谁要考上了大学，一切经费我来出。”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们姐弟有三人读了函授大学，并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后来都获得了高级职称。四人入党，七人曾是先进工作者，家家都培养出大学生。这一切和父亲的影响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父亲的书法虽小有名声，可是在他看来，书法更 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不管是谁求他写字，他从不推辞，有求必应。例如给街道写文明公约、说明书，给某单位写宣传广告，春节时给邻居写春联等，他都欣然提笔，乐在其中。父亲晚年病重期间，在北京中曰友好医院住院治疗。有一次我去探视，一进门就看到墙上贴着白纸黑字，上面是工整的楷书，什么医院的规章制度、药品使用说明，甚至水房里都贴着“节约用水”，卫生间里贴着“注意卫生”等小标语。我一看 这不是父亲写的字吗！我就问他：“你是打工来了，还是养病来了？”他笑着说：“举手之劳，我闲着也是闲着。”同房的病友说：“他字写得好，给我们写，给大夫也写。”我说：“你是病号。”他笑笑说：“病号才要多做点事，要不以后想做都没得做了。”没想到一语成谶。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1991年新年后不久（1月 7曰），父亲与世长辞。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二十四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的教诲仍时时回响在耳边。今天各界领导和朋友来纪念他，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欣慰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父亲做人的原则，也是我们子女孜孜以求的人生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