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诗学思想

王恩来

【编者按】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也是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巨人。王恩来先生撰写的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一书，为理解孔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诠解视角，被学术界誉为“优秀的学术著作”。其中阐述孔子诗论一节，以《论语》为主体，结合新近发现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深入分析了“兴、观、群、怨”四种诗的功能，揭示了诗词创作的目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对我们从事诗词研究和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以《孔子的诗学思想》为题，特予转载，供诗友研读。

诗歌在我国产生较早，在《尚书?舜典》中，有舜“诗言志”的论说，若此论果真出自舜之口，诗歌在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就产生了，并在西周至春秋时期达到空前繁盛的程度。汇集这一时期诗歌作品的《诗经》，司马迁认为经过孔子的删定：“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也持此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后世的学者大多认同此说。但也有表示怀疑的。怀疑的主要根据，是孔子在《论语》中两次谈到“《诗》三百” （《为政》）和“诵《诗》三百” （《子路》），且《左传》引诗百分之九十五见于《诗经》，故认为“三百”是《诗》原有的篇数，没经过孔子删减。此看法虽有一定理据，但并不很充分。

在孔子之前有《诗》的教本存在，是可能的。据文献记载，周代设有采诗官，官名叫做“酉人”或“行人”，到民间采诗。《国语》又有公卿列士献诗、太师陈诗的说法。将这两种渠道获得的诗歌汇集起来供为政者观览，或用于教国子，就形成了初步的教本。《周礼》说: “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尽管“六诗”之说比较可疑，但在周代有太师教诗，是可信的。但是，现存《诗经》所收录的诗篇，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割据，由王室采集各地诗篇的工作已不可能继续。中间虽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和秦穆公等称霸的时期，但这些霸主没有也不可能生成采集各地诗歌的雅兴，用孟子的话说，即“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此外，从《诗经》中收录的诸多讽刺贵族生活、反对阶级压迫的诗作看，也不大可能来自官府选定。

再从民间看，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在民间就不可能有教本存在。即使有诗歌爱好者创作并搜集诗歌，假如没有孔子那样曾探访王室并周游列国的经历，也无法完成《诗经》的编撰工作。最大的可能，是孔子出于教学需要，在周太师教本的基础上，搜集一些诸侯国的诗作整理成自己的教本，只是选定的基础是否如司马迁所说的“古者诗三千”，已不可确考。如果是这种情况，孔子所说的“《诗》三百”和“诵《诗》三百”，指的便是自己选定的教本。孔子选《诗》，当然有自己的标准，但也离不开诗作水平、思想性和流行程度。因此，《左传》作为孔子之后的作品，引诗百分之九十五都见于《诗经》，也不能证明《诗经》非孔子选定。

有人将司马迁所言之删诗视为孔子的一条罪状。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古诗传世。这一表面看来有些道理的结论，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孔子既非国君也非国家的“太师”，选诗只是办私学的需要。时人或后人如果不认同孔子的选本，便可照用原本或另行选编——如果真的有“古诗三千”教本存在的话。如果没有怎样的教本，孔子是在散见的诗作中精选成自己的教本，并因自己的威望使之在后世得以流传，则有功无过。

孔子对《诗》非常重视，评价甚高：“《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思无邪”即思想纯正，没有邪辟轻浮之作。《诗经》作品取材广泛，既有对统治者的歌颂，也有大量反映情爱、疑地怨天和对统治阶层猛烈抨击的诗作。孔子以“思无邪”给予总体评价，体现出孔子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这也可以证明，《诗经》确是以孔子的认知标准经过筛选编纂而成的。除《诗经》中的作品外，当时还有许多诗作存世。前面已经谈到，在《论语·子罕》中，就有孔子对“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的批评，认为作者表达的不是真感情也就没有被收入其教本。【编者注：此处所说“前面已经谈到”，指本书第八章第三节中，作者关于孔子“情欲信，辞欲巧”的论述。作者指出：语言精巧而反映的内容和情感不真实，会给人以矫揉造作之感。《论语》记孔子的一段诗评，便是对此的诠释：“‘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子罕》）。唐棣树的花啊，翩翩地摇摆，难道我不思念你？因为家住得太远了。这是一首意在显示浪漫情怀的古诗，孔子读后批评诗人说：他不是真的想念哩！若是，有什么遥远的呢？后儒解经，喜好将孔子的所有言论均赋予政治或道德的意义。孔子此一诗评，多被与孔子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联系起来。其实，直以对情诗评论视之，亦不失孔子的真性情。】

孔子十分重视《诗》的教化功能，将《诗》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教材，他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感发志意于诗，立足社会于礼，成就人格于乐。孔子还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学诗可提高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最能反映孔子诗学主张的，是下面这段话：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这里所说的兴、观、群、怨，分别指想象力、观察力、合作力和排解能力。孔子认为学诗可以提高这四方面能力，实际上也揭示了诗的四种功能。这四种功能，加上近可以事父、远可以事君的实用性及认识客观事物的作用，使孔子成为对诗歌的功用进行比较全面总结概括的思想家。

(一)可以兴

兴是启发，也称起兴。它是诗人先见一种景物，然后触景生情而发出的歌唱。譬如《诗·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者就以雎鸠在河岛上情意专一地对唱厮守起兴，联想到自己对窈窕淑女的追求，于是写下了这一以君子追求淑女为主题的美妙诗作。对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解释说：“此注言‘引譬’者，谓譬喻于物也。……言‘连类’者，意中兼有赋、比也”，认为“赋、比之义皆包于兴”。 朱熹则将“兴”注为“感发志意”，就是用《诗》来兴发自己的情志。将孔安国的“引譬连类”和朱熹的“感发志意”结合起来，可构成对孔子“《诗》可以兴”的完整理解。

通过《诗》来“感发志意”，孔子有直接运用：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於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於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

子贡倦于世事，孔子便一再征引《诗》的有关内容，说明“事君”、“事亲”等虽然艰难却不能放弃的道理，激励子贡奋发进取，使子贡最终明白了“死而后已”的道理。

“引譬连类”也是孔子《诗》教的方法和所追求的境界。在孔子的学生中，子夏和子贡都达到了这一境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子贡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与人们对待贫富的态度联系起来理解，悟出人的意志品质需要经过磨练提高的道理；子夏通过孔子“绘事后素”即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绘画的提示，从“巧笑倩兮”三句诗中悟出礼乐以仁为基础的深刻认识。因为子贡和子夏均较好地把握了诗学的真谛，于是得到孔子的赞扬，认为可与他们一起讨论《诗》了。刘勰在赞美《诗经》“四始彪炳，六义环深”时，就举了这两个例子：“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文心雕龙·文体论·明诗第六》)。

在新发现的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中，有孔子“诗亡隐志”即诗不要隐藏志向的主张，这与我们熟知的“诗言志”是一致的。诗可用来兴发情志，而情志是人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的体现，是行动的先导，故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以《诗》感发人生志向视为成就完美人格的起步阶段。孔子对“《诗》可以兴”和“兴于诗”的认识，深刻揭示了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在人文精神培育和社会教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可以观

对孔子的《诗》“可以观”，郑玄认为是“观风俗之盛”，孔颖达认为“诗有诸国之风俗盛衰，可以观览知之也”，朱熹认为是“考见得失”。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孔丛子·巡狩》引子思的话说：“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这就说明，采诗观风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而且是王室的官方行为。孔子将其用于教学，则扩大了的适用范围。纵览《诗经》，大体上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和人的思想感情，包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和看法。从这一意义上说，读《诗》便如读史，可引为镜鉴并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孔丛子》中，有孔子读《诗》观风的直接记载：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包且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四月》，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孔丛子·记义》）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孔子诗论》中，有许多类似的记录，证明《孔丛子》所记是有凭准的。从这些诗评中可以看出，通过读《诗》观前朝现世风俗之盛衰并考见得失，确系孔子《诗》“可以观”之本义，并来自其自身的体会。

(三)可以群

对《诗》“可以群”，孔安国以“群居相切蹉”释之，杨树达循此在《论语注疏》中进一步认为：“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这是对《诗》在上层社会交往中作用的理解。《左传》关于聘问赋诗的记载始于僖公二十三年，但大多是诵古诗而非自作诗。在“朝聘宴享”中引《诗》来表达情感，证明事理，更易于引起共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认为学《诗》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并对“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子路》）这样的情况提出批评。

但是，如果认为《诗》“可以群”仅局限于官场上的应对，就过于简单了。让我们回过头看上节所引《孔丛子·记义》中的那段话。孔子自述其读《诗·小雅》时，“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鹿鸣》是《诗·小雅》的首篇，系君主宴群臣嘉宾之作。新近发现的上博楚简《孔子诗论》说：“《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第二十三简）《毛诗》亦说：“《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这些诗评，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读《鹿鸣》之见之赞，来自他“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的认识和主张。君主依礼使用臣子，臣子就会忠心地服事君主。孔子因此重视和推介《鹿鸣》，就是希望实现这种君臣和谐相处、合作共事的局面。此可谓《诗》“可以群”之要义。

孔子所言之“兴观群怨”，作用也不完全在官场和政治领域。请看下面这段话：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周南》、《召南》是《国风》中编次在先的两部分，内容大多反映人们在劳动中或劳作之余追求爱情、思念亲人、企盼团聚等生活和思想感情，以及贺婚、祝多子等反映人际关系和谐的诗作。用朱熹的话说，即“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孔子告诫他的儿子，如果不学习这些诗作就好比面墙而立一样，“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注“正墙面而立”)，强调的当然是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的作用。这种作用，除用诗来沟通和表达情感外，主要是通过诗教陶冶性情，如前引《孔丛子》中孔子所言之“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等诸多认识和收获。孔子讲“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也突出了《诗》“可以群”的教化作用。

 (四)可以怨

“怨”是人们对外界刺激予以否定的心理反应，是对人或事物不满、无奈或无助而产生的情感。孔子虽然主张尽量减少怨恨，但同时认为这种情感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不可避免，如“贫而无怨难”(《宪问》)。有怨有恨，就必然有所反应，对此，孔子并不主张一概以忍让的态度去消解：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

以德报怨是当时社会的一种主张，《老子·德经》中就有“大小多少，报怨以德”的观点。孔子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就是反对精神与人格上的自我屈辱，提倡用正直、合理的态度和行为去对待仇怨。《诗》“可以怨”，就是对用诗歌表达怨恨的理解和支持。

在《诗经》中，这种怨诗就很多，有的甚至直陈对为政者的不满。如《国风·魏风》中的《伐檀》，就针对伐木者整天劳动却一无所获，贵族老爷们“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尸位素餐的现实发出质问；《硕鼠》则将这些不劳而获的贵族比作大老鼠，同时表达了远离这些剥削者寻找没有剥削和压迫之“乐土”的愿望：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缘此，孔安国和郑玄将孔子所言之“怨”注为“刺上政”，皇侃将其释为“怨刺讽谏”，是有道理的。但是，若将孔子所言之“怨”尽皆理解为“刺上政”，就不免偏狭了。《诗经》中的许多作品，是针对了人性中的弱点。如《鄘风》中的《相鼠》，就对人的不良品行进行了贬讽，锋芒甚利：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看那老鼠还有皮，此人却没有威仪。做人而没有威仪，不死还干什么呢？看那老鼠还有齿，此人却没有廉耻。做人而没有廉耻，不死还等什么呢？看那老鼠还有体， 此人却不守礼。做人而不守礼，不死还迟疑什么呢？此一“人不如鼠”的讽刺，就未必只是针对统治阶层。

此外，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个人的哀怨情愁，也是常见常用的。如《国风·卫风》中的《氓》，就是一首弃妇的怨诗。诗人悔恨地叙述了丈夫从主动向自己求婚到婚后被虐待被抛弃的遭遇，其中的“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和“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对其丈夫背信弃义行为绘景塑形的痛斥，可谓怨中有恨。还有《蒹葭》、《泽陂》等反映青年男女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涛作，虽充满愁怨，却没有任何政治指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即芦苇。诗人设计了在芦苇茂盛、白露成霜的深秋季节到河边寻找意中人的场景：逆流而上去寻找，道路艰险且漫长；顺流而下去寻找，那人却好像在河水的中央。这就极为形象且艺术地表达了诗人追寻意中人而不得的哀怨情愁，可谓怨中有爱。将此诗与前引之“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相较，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为何以“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贬抑之了。

尽管如此，孔子认为《诗》“可以怨”，并在《诗经》中保留了大量“怨刺上政”的作品并一律给予肯定的评价，从而使诗歌针砭时弊、批判现实政治的诗学传统得到保护和传承。这是孔子对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以此为理据，儒家后学大多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批判精神。以文艺作品为针砭时弊的武器，也被诸多文人所秉持，促进了文艺的繁荣，发挥了文艺在社会进步中的建设性功能，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孔子说《诗》“可以怨”， 就不是《诗》“必须怨”。用诗歌来表达歌颂、赞美和欢愉的情感，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不过，后人通过总结发现，诗人在悲愤愁苦怨怼的情境中，似乎能写出更好的作品，用刘勰的话说，即所谓“蚌病成珠”(《文心雕龙·才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即抒发愤懑。这一结论虽有扩大化之嫌，但也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这一认识在国外也有同见。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虽有点俏皮刻薄之意，也并非贬讽。此外，雪莱说：“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凯尔纳说：“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爱伦坡说：“忧郁是诗歌里最合理合法的情调”（转引自钱钟书《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这些认识，不约而同地揭示了“怨”在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孔子的“兴观群怨”，揭示了诗歌创作的目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孔子的诗学理论，并成为后世衡量作品艺术品质和社会价值的标准。

（《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5年4月初版，2007年3月第2版，2016年1月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