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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坛 絮 语

诗 坛 絮 语


原学玉(辽宁营口)



学写诗时间不算短了,少说也有四十余年。回过头来看,实在是有些怅然。“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年轻时,读萨都剌的这首词,没考虑更多,不过是咏史感怀罢了。如今重温,数点我写的诗词习作,真有这样的感觉:“眼空无物”!什么东西是属于我自己的呢?一片茫茫都不见,没有。真好笑,想不到萨都剌的名句,弦外有音,联想到我的诗词写作,竟还有这一解。

是不是出自我手写的诗词习作就是我的呢?未必!诗词的体裁、修饰方法、意境、见识,如果没有创意,没有突破,跳不出古人的窠臼,写的再多,也等于零!

大约在十年前吧,我曾经写过一首《自嘲》诗:

痴愚绝顶入歧途,乏术惟余捧本书。

为问哥们是个几,欲充南郭有竽无。

石頑争道头堪似,草矮惯言吾不如。

卌载艰辛何所获,一堆废纸上墙糊。"

这决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是由衷的、发自肺腑之言。写了那么多习作,回头数点,啥是属于我的?空荡荡的,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真是应了“眼空无物”这四个字了。这其中的“是个几”,则是对我自己的那点连沾瓶嘴都不够的可怜兮兮的学识的提醒、告诫和拷问——你什么都不是!“早岁那知世事艰”,这实在是跌了跤、碰了壁之后的经验之谈。

不知何故,我竟给有些朋友留下了一个“狂”的印象,对此,我很不以为然,须知:不是谁都能“狂”起来的,“狂”要有“狂”的条件,没有资本,你凭什么“狂”!即兴赋诗,有时候我也激情满怀,而内心世界却常常是空虚、无所依傍的。所以,说我“狂”者,不妨说是对我的抬爱——过誉了!用一句颇为流行的话来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文学艺术这玩意,既成全人,也坑人。成全人是毫无疑义的,成名成家,说不定还青史留名;说它坑人,就是呕心沥血,搞了大半辈子文学艺术,竟然一无所获!犹如我学写诗。吃文学艺术这碗饭并不轻松:能搞出点名堂,占有一席之地,不易;能有所突破,采撷一枝属于自己的东西,无异于是扪星摘斗!

难怪有人说:要坑人吗,就让他从事文学艺术好了。

尤其是古典诗词,有唐诗宋词元曲在云中矗立,欲再高攀,难矣哉。

时下,诗坛中冒出来一些新玩意,或新名词、或所谓新的修辞方法等。这些花里胡哨、撩人眼球的东西,其实不新,诸如“通感”——语言错位,自古有之,新诗早已用滥,以为这就是突破了、创新了,那是绝大的误解。

从技巧方面看,仅仅局限、漂浮在“新”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这套把戏,咋看,是“新”人耳目,有陌生感,可“玩”常了,用滥了,也挺遭人烦的。道理很简单:诗格不高,内涵不丰富,没有“余甘”,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经得起推敲、咀嚼的东西,是在耍花枪——不过如此而已。

诗,传统诗词也好,新诗也罢,无论怎么改,如何花样翻新,总是要拨动人的心弦,触动人的灵魂,让读者阅后,感到凝重、厚重,有滋味、有品头、有嚼头。这靠什么?最终还是要以诗的内涵取胜。

《红豆诗大赛》推出了一个山东省的甄秀荣,一句“夕阳一点如红豆”,一下子走红,传遍海内外,十分了得,可细品品,原创成分至少有一多半,还得归于唐代的王维。

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话,有人认为是说过头了,其实也不无道理,仅就从“能翻出如来掌心”这点看,古今诗坛能有多少?《诗经》、《离骚》、唐诗、宋词、元曲,后者对于前者而言,无疑是突破、是超越——“翻出”了“如来掌心”。与之相对应的无名氏作者、屈陶、李杜、苏辛、元曲四大家等等,以及与其同时代相映生辉的诗词曲大家,应该说是各有建树,各领风骚。现当代诗坛中,毛泽东的“雄奇瑰丽词”,聂绀弩“杂文入诗”之“奇葩”,堪称是独辟蹊径,别开天地,但相对于浩浩荡荡的诗词队伍而言,毕竟是凤毛麟角。

“翻出”了“如来掌心”,其难度在于:它必须有原创的成分,是前所未有的,是别开天地。这绝对是开创性的工作,它比诸如产品的更新换代、科技进步等要难得多。文学艺术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有些时候,毕其一生、毕其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都未必有多大进展。今人有云:“一不小心就写出了半部《红楼梦》”、张三是“当代的屈陶”、李四是“当代的李杜”、王五是“当代的苏辛”、还有“当代的李清照”、“当代的聂绀弩”等等,这话如果是开玩笑,随便说说倒也罢了,假若不感到诚惶诚恐,竟然以此自诩,用不着医生确诊,我敢说那一定是大脑管控思维的某个部位出了毛病,再用一句颇为流行的话来讲:“有脑病!”

现今诗坛流行的所谓"旧瓶装新酒"、"旧体新诗"的说法,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推出了-些诗词精品。但毕竟没有冲出“旧体”的窠臼,实现带有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有如“枝上插条嫁接树”,是改良品种,而决非是“核中去子转基因”。转基因品种才是有别于母本的根本性的变革,是冲破了原有的体系,进而构建了新的体系,是"齐天大圣”“翻出如来的掌心”,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有似 二十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于十七世纪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十九世纪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之于二千多年前的欧几里德几何学。

    当然,即便是“颠覆”,也有个接续的问题,后来者的成果毕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就诗歌而言,无论怎样发展,终究是不能脱离本民族语言的特点,不能“去中国化”,而搞一个所谓的“全盘”的“非中国化”即西化”,这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大前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新酒”可以倒进 “旧瓶”中,“新酒”能不能装到“新瓶”中?“五、四”运动以来,“新瓶”造出来了,并装入了大量的“新酒”,这便是现今的有别于传统诗词的新诗。新诗突破了传统诗词格律的限制,创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又岀现了新的弊端,不上口,不易诵,不易记。如何克服这个弊病?有待于探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许要再花上百余年,甚至更长-些时间,才会搞出-点眉目来。

未来的新诗要沿着-条什么路子走下去?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指出:“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用。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段论述內容十分丰富:1、作今诗,“要用形象思维方法”;2、作今诗,不能脱离社会实践;3作今诗,古典绝不能用,须另辟蹊径;4不满意现今流行的白话诗;5、肯定了民歌;6、探讨将来诗歌发展的趋势--“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7提出了“新体诗歌”这个概念。这种新体诗有别于古典诗词,有别于现今普遍流行的新诗,也有别于民歌。

那是-种什么体裁的诗歌?毛泽东在信中沒说,魯迅先生倒是勾画了一个轮括:“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魯迅先生还指出:“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这其实说得够具体的了:白话可以入诗将新诗与传统诗词拉开了距离;白话可以入诗,但要押韵起码要“押大致相近的韵”,这就把新体诗歌与现今的不讲究押韵的新诗区别开来;这样的新体诗歌要作得“自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是颇不容易的”。至今这类新体诗歌出没岀现?不是没有,只不过数量少罢了.窃以为在歌词中,就有这种新体诗歌的萌芽,大凡能够经久流传.传唱下来的歌词,就属于这类,“虽不中,不远矣!”

再转到前面的话题上来,窃以为,对当下的传统诗词所取的成绩,似应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和中肯的评估,过高或过低的评估,均不足取,势必陷入盲目性——认识的误区。毋庸置疑,近三十年来,传统诗词得到了重视,促进了复苏、发展和繁荣,但却鲜有突破,包括当代那些诗词精品,例如周啸天教授以其《欣托居歌诗》一举拿下“鲁奖”,其代表作是《将进茶》,但却遭到网友们的普遍质疑。就诗的题目、体裁、内容、境界、格调、胸襟而言,与李白的《将进酒》比照,立见高下,也实在未见有什么新奇处,说到底,依然是在吃老祖宗早已炒糊了的那锅馊饭。

《将进茶》,很自然就会使人联想到《将进酒》,不管是“将进”什么,反正是离不开李白的影子,比拼这个题目,与李白的“写到头”的、在读者心目中早已形成思维定势的名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较劲,没动笔,就败下阵了,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

现当代著名诗人、湖北大学的贺苏先生于2002年在与诗友的通信中写道:“平日,翻阅诗词刊物,吸引我的视线,打动我的心弦之作不多。名刊如《中华诗词》、《当代诗词》虽不乏佳作,但出自肺腑,发自灵魂的绝唱,绝少发现。”时至今日,先生的评估仍不过时:当代诗坛,诗多佳作少,精品更不待说,疏若晨星——名刊尚且如此!对此,我也有同感,说句不中听的话,现今的一些诗词刊物,我懒得看,其中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假古董、是非诗、是伪诗、是搔首弄姿的矫情诗、是完全没有写的必要的废诗!

“出自肺腑,发自灵魂的绝唱”,这两句不可忽略,也就是出自内心、发自心底最深处,由衷的真情,是“敢为山河输性命,拼将血泪写歌词(贺苏诗句)”,因此,它具有震撼力,是“绝唱”,能使读者感同身受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论及诗词的赏析贺苏先生作品值得推荐和研读;他的“千秋怅望来时路,一路桃花带血开”、“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等名句,见地深刻,极具沧桑之感,蜚声海内外;其诗词作品无愧是大雅正声,允称上乘,曾有“吾鄂第一”之誉。在我看来,同沈延毅先生一样“要论诗,在现当代旧体诗坛中堪可比肩者,大概不会太多(摘王充闾先生语录,详见《辽南三老》)。”

在一片啧啧的赞扬声中,先生头脑很清醒:“我对自己作品有过总的估计;欧冶铸剑,未到火候;葛洪炼丹,尚欠功夫。”因此,先生希望诗友们“不要把我这个写了一生失意之诗,鲜有千古得意之句的诗人,看得太高。我虽宗屈子而尊杜甫,但离他们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余非真正意义上之诗人,偶有佳作,不过一现之昙花耳。”“自度尚未入(李杜)门墙,如忘乎所以,不知天地之大,屈杜诗魂,必将痛责余五百大板也!”

当然,这自知之明之中也有自谦的成分,而所以这样讲,究其原因在于:先生从事诗词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从不做等闲之吟;对自己的诗词作品要求极为严格,严格到近乎于苛刻;树立的标杆极为高卓,有如险峰绝巅,诚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所言:“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贺苏先生生前与胞弟贺捷先生曾有约定:兄弟二人合出一本诗集——《棠棣花诗册》,及至本世纪初,先生却改变初衷,在2001年写给贺捷的万言长信《我为什么不出诗集——与胞弟捷书》中,先生讲了不出诗集的理由有三条即“三缺乏”:

一、缺乏陈寅恪在其所撰的《王国维纪念碑碑铭》中最后标举的“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二、 缺乏王国维在其所著的《人间词话》中所揭示的“古

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的艺术追求。

三、缺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列举“盖文王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著书之执著。

先生认为:“三条之中,首条是根本。难以设想一个缺乏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写诗者能写出真正的好诗,能成为真正的诗人。”

说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妨多说两句:自然科学研究是绝对需要“独立”和“自由”的,舍此,便不会有原创,“诺奖”的提名资格首要的一条便是“原创”,“原创”是什么?就是前所未有,是标新立异。文学艺术也不例外,舍此,便不会有发展和繁荣。如前所言,《诗经》、《离骚》、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后者对于前者而言,绝对是开创性的成就。《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诗词》的开篇作,首先标举的便是“独立”和“自由”:“独立寒秋”、“万类霜天竞自由”!所以,才有扭转乾坤的豪言壮语和英雄气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才走出了一条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人猿相揖别”,人的直立行走,是灵长类划时代的飞跃,相对于猿而言,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浮想联翩”,这种突破,绝对是“独立”和“自由”的。什么是“独立”?“独立”就是区别,就是特色,就是独树一帜。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发展飞跃,开拓创新,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概而言之,古往今来,凡是经典著作均是自成体系,均有开创性的贡献;凡是成就一番大事业、大学问者,均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舍此,便不会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

贺苏先生提出的这三条,对以下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要有怎样的精神和思想?真正的诗人要有怎样的人生境界?真正的诗人要做出怎样的付出?

贺苏先生提出的这三条,当是从事诗词创作者终生为之追求的高标杆。体现了诗词创作的严肃性,是生命的捐输,是呕心沥血的付出;展示了作为诗歌发祥地之楚人,自屈子以降,一脉传承的独立人格、高远志趣、宏伟气象和博大襟怀,有似矗立云端的衡岳。

贺苏先生提出的这三条,在当今的中华诗坛中,无异于是一声响彻大地的惊雷,振聋发聩!在“衡岳”面前,那些以玩弄点小技巧而沾沾自喜,那些屁股不沾板凳、急功近利、到处忽悠、诗没入门、人便出名者,那些狗苟蝇营、以诗词为敲门砖、借助诗词这个平台追名逐利者,倘有半点羞愧之心,当为之多少有点触动,其标高、志趣、胸襟、气魄、胆识、境界,二者相差,何止云泥!

2004年,贺苏先生逝世,享年88岁。华中理工科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杨叔子行弟子之礼赋诗以悼:“谁信巨星落,春潮大涌时。凄然终夜泪,点点是哀诗。”老诗友、著名诗家李超白恸悼:“敢想敢言伟丈夫,雄词警句尽玑珠。真朋挚友同挥泪,当代骚坛失大苏。”2005年,武汉诗词学会以学会的名义为先生编辑出版了诗词专辑,2008年由湖北当代老龄科学研究会和武汉当代老年诗词文化研究会合编出版了《琴音悠远慰诗魂——纪念诗人贺苏逝世八周年》特集。由此可见先生诗词作品在中华诗坛的地位和影响。

学生不才,今生有幸能与贺苏先生结下忘年之交,从1997年到2004年整整7年,我写信求教于先生帐下,收到先生从武昌写给我的复信竟至多达30封!从而使我的眼界大开,获益匪浅,我曾赋诗以表景仰之情:

一束雄词启鲁愚,高山仰止意何殊。

甘倾碧血滋芳草,总把冰心付玉壶。

大野星垂云梦阔,长河波涌楚天舒。

凭翁漫舞生花笔,韵步离骚道不孤。

拜读贺苏先生的雄奇瑰丽之词章,回过头来再看看我写的习作,甚为汗颜:我都写些什么哪,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讲“一片茫茫都不见”、“一堆废纸上墙糊”,这话决不是什么自谦,而是如实地反映了我大半生从事诗词写作的概况。这是令人很懊恼、追悔莫及而又是无可奈何的事——谁叫你误入歧途、执迷不悟呢,活该!所以,那些以为我“狂”的朋友,绝非是我的知音,“其实”是:“你”真的“不懂我的心”。

但是,毕竟还是有收获的:选择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选取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选用了一种美好的思维方式,享受了从事诗词写作过程的快乐,这也就足够了。

我的诗词作品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水平?我想谁都不能代替我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扪心自问、自我掂量掂量吧:与古今的诗词大家相比,你的天分才气有多大?你的学问功底有多厚?你从事写作下的功夫有多深?你的个人修养、人生境界有多高?你的胸襟有多宽广?你的人生经历阅历又如何?与贺苏先生提出的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三条标准比照,你有没有差距?差距究竟有多大?把这几个问题回答清楚了,“标准答案”也就自然出来了。试问:今日中华诗坛,谁的诗词成就堪与屈陶、李杜、苏辛比肩?哪位先生、哪个诗词学会的诗词水平超越了唐诗、宋词、元曲?这便是诗词写作的标杆,达不到这个高度,还有什么值得骄傲和到处张扬的资本!

所以,诗友之间,还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相互心平气和地切磋交流好,还是“只学不比”好,当今诗坛,哪位先生的诗词成就有似高原上突兀耸立的“高峰”?没有!同小山丘、小土包比,甚至同武大郎比高低,那“比”还有什么意思?把水平给比没了,太没劲!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存在的八种倾向性的问题,可以说切中时弊,振聋发聩。诗坛也绝不例外,仅就诗词写作而言,当下的有些诗词作品写得太随便、太肤浅、太花哨、太轻佻、太矫情、太水沓!一些诗人,甚至是“名家”,诗词创作态度很不认真,很不严肃,很不端正,以为摘几个新名词、玩个“新”手法、赶个时髦,这就是创新了;再拉上几个小兄弟吹吹打打、热闹一番,就可以得胜还朝了。这简直是在胡闹,是在自欺欺人,是连儿戏都不如的“假把戏”!倘若这么容易就能创新、就能突破、就能名垂后世,那么,从古至今,那些白首穷经、饱读诗书的诗人,难道是吃白饭的吗——竟至一无所成?有些诗人,甚至是所谓的“名家”,写诗仅仅满足于自怜、自惜、自恋、自我陶醉、自我消遣,写一些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对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不感兴趣;对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事迹不感兴趣;对养育了他们的“衣食父母”——老百姓的忧乐不感兴趣;对连黄头发、蓝眼珠的都为之刮目相看的——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声誉越来越高、足令普天下炎黄子孙为之激动不已的现实不感兴趣。所有的这一切,先生们都置若罔闻!而却偏偏情有独钟于那可怜兮兮的一己之私、很容易让亲人产生误解的“网恋”、“杯水风波”,津津乐道,反反复复纠结、缠绵其中,居然贯穿了先生们全部的诗词写作生涯!真不知其是何种心态,何种思维方式,何种思想意识!不仅如此,有的诗人对紧跟时代,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接地气,反映民间疾苦、民众呼声的诗词作品很不以为然,甚至极尽挖苦讥讽之能事!自以为只有他们那些无关痛痒、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搔首弄姿、令人读之感到肉麻起鸡皮疙瘩的东西,才算是表现了自我,张扬了个性,才是诗的正格。有些诗词刊物,让一些无聊的相互酬答的作品充斥其中,甚至办刊者牵头搞!一人写诗,征求天南地北唱和,偶尔为之,倒也罢了,还不厌其烦地反复搞,自以为在诗界有人气,有号召力,一呼百应。实则是在瞎起哄、乱吹捧,很无聊,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败坏了诗歌创作的风气,败坏了诗词作品和诗词刊物的声誉。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以为这就是“诗”,这就是“写诗”,这就是“诗词创作”,这就是“诗词刊物”。难怪读者们十分讨嫌——什么狗屁玩艺!对此,习总书记尖锐地指出:“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杯水风波”——为什么不宜提倡?就在于它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这决不是一个诗词创作风格、诗词流派和学术观点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诗词创作方向的大问题,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和动摇,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杯水风波”——为什么不宜提倡?就在于它的气宇太狭隘,情感太自私,思考太肤浅,有如一杯清水见到底,没有余味,没有值得咀嚼的东西,耍的是花枪,卖的是噱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包装看是花滑溜溜,很是撩人眼球,而内壳则是“满腹糠秕”——什么都不是!

 “名家”、“吟长”、“大家”、“宗师”们玩的这套拳路,充其量不过是小趣而已,甚至是近于庸俗!他们笔下溜出的文字,与其脸上长出的那一大把年纪,人生经历、阅历,以及头顶闪烁的光圈——诗词作品本应该达到的水平(深度、凝重、厚重等),极不相称,这就是先生写的?读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可怜、可哀、可悲、可笑!

贺苏先生有云:“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象,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这是先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诗论,它划清了诗与非诗的界限,其中,首当其冲的一条是写诗必须是有感而发,而且不是一般的“感”,是要有激情、掀起波澜即要有无法遏制的诗词创作冲动,非写不可,是从心里喷涌出来的,是在抒真情,是研血为墨,蘸血为书,锤炼出来的,呐喊出来,这才有可能写好诗。而一些唱和酬答之作则不然,毫无激情可言,情感是苍白的、冷漠的,是在对对子,凑句子,是应景、应酬,是随帮长影溜出来的,是被“鼓点”催出来的,是被“绑票”逼出来的,那能写出什么好诗!能不出“豆腐渣”——“狗屁诗”吗?

不错,“诗可以玩”,消遣嘛,自娱自乐嘛,有什么不好?碍着谁了?但须知:诗绝不囿于“小我”,还有比这“玩”更重要的社会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二千多年前孔老夫子的谆谆教诲。而今,更应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挥其巨大的作用。诗词创作要不要以人民为中心?要不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诗人要不要从自吟自唱、自我消遣、自我欣赏的小圈子中跳出来?要不要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要不要有家国情怀?要不要关注国计民生?要不要关注民间疾苦?要不要为人民“鼓与呼”?要不要报答我们的衣食父母——老百姓?要不要有政治良知?要不要有做人的良心?时至今日,这些完全可以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根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难道还不十分清楚和明了吗!

说到写诗消遣,有人拿《红楼梦》说事:大观园的小姐、公子哥们整天“无事忙”,不也是靠撰联、联句、赋诗、填词、作曲来打发日子吗?斯言大谬矣!“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中的每句话都不能轻易放过,更何况是其中的诗词歌赋!凤辣子的“一夜北风紧”——岂是一句俗话那么简单!“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说不定就是“潇湘妃子”生命结局的潜台词!“大火烧了毛毛虫” ——有谁能说这只是刘姥姥逗金钗宝玉们开心的诙谐语?“女儿愁,绣房里撺出个大马猴”——呆霸王薛蟠的酒令,仅仅就是庸俗、无聊、浅露吗?把这些“玩艺”,看作是浅唱低吟式的消遣,那也太小看旷世之作《红楼梦》,太小看大作家曹雪芹了。“都云纸上风兼雨,谁解人间血与仇。”这便是旷世奇才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卢延让)”、“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一诗千改始心安(袁枚)”,从古至今,严肃的作家、真正的诗人,均是如此,从来不把诗词创作当成仅仅是工余思后的消遣。

换个话题:写诗写了几十年,鲜有成绩,但也戴上了几顶“桂冠”,什么“营口市旧体诗坛十家之一”、“营口市二十位老年杰出诗人之一”、“诗词名家”、“著名诗人”等等,我把这些称谓看作是对我的抬爱和鼓励,而内心却从来不以为然。首先,这个数字的限定就值得商榷:说是“十家“,那么,“十家”以外者就一定比你差?不见得。199610月,“十家”评选揭晓登报后,我曾即兴写了一首诗:“潮涨码头掀浪高,浪推海蜇列前茅。飘飘然莫忘乎姓,水下可知潜巨鳌。”所以,头脑一定要清醒,绝不能信以为真,沾沾自喜,更不能自以为是,妄自尊大。

顺便再说说几十年来,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收到获奖的信函不断,其中绝大部分是本人根本就没投稿、没参赛,却不知信函投寄者从哪里弄来的本人的通信地址和诗词作品,蛮横、粗暴地把“金奖”、“一等奖”、“研究员”、“名誉院长”、“副院长”等“桂冠”或“官衔”“推销”给我,对此,我是从来不买账的,信函开封后,一看是这鬼把戏,随即撕掉,丢到纸筒里——不屑一顾。道理很简单:骗人!无利不起早,是要你从兜里掏钱。但也有上钩的,明知是骗人,却心甘情愿破费——花钱买“桂冠”、买“官衔”的,原因何在?目的何在?那就不好说了。让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我居然被封为“东方诗神”、“文学巨匠”!别的且不说,就说“文学巨匠”,我泱泱华夏,上溯三千年文学史,有几个堪称是“文学巨匠”?把这顶“桂冠”往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民头上扣,还不把我压得连渣都难找,这不是比天方夜谭还玄乎的神话吗!不过,这些名目繁多的“桂冠”的价格还是够便宜的,廉价得让你想象不到:“东方诗神”奖杯标价:人民币86元,“文学巨匠”奖牌标价:人民币100元!当然,获奖者还须掏钱买由发奖部门或单位编辑出版的以“优惠价格”出售的书籍若干套——上不封顶,多多益善。对此,易兆鸿先生曾说:这连儿戏都不如的玩艺,白给都不能要,好意思往外摆吗!要是不感到害羞,到处显摆,那不是疯子吗!

大赛——其实也是很纠结、闹心的:1996年的《红豆诗》大赛,因为大赛的评委主任居然参赛,摘取了一等奖的桂冠,20万奖金装入囊中,消息一出,普天下一片哗然,实在令参赛者始料未及、瞠目结舌!好事者收集了对这件蹊跷事儿,提出质疑和尖锐批评的文章,竟至编辑出版了一部书!1997年的《回归颂》大赛,人们对其中一等奖的作品中所持观点提出质疑,甚至认为评选有“猫腻”。后来获奖者站出来,为其作品辩解,结果也难释疑。再往上追,中华首届诗词大赛结果出来后,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女词人周燕婷的一剪梅(数遍青枝未展颜)被排在三等奖之外,可周啸天教授却不以为然,认为那首词比王巨农的《五律·壬申春日观北海九龙壁有作》——“一甲一名那首更带劲”。《当代诗词》主编古求能先生在其《衔月楼诗话之八》中无不愤慨地披露道:“近几十年来,全国各种诗联赛事多如牛毛、层出不穷。总体看来,没赛出什么高质量的东西。都因这些赛事频爆丑闻,许多高手怕惹腥臊,不愿问津、退避三舍。如像梅州“客天下”全国楹联大奖赛,一等奖八万元。上联是:‘客天下迎天下客,’一等奖的对句是:‘经广东取广东经。’牛头不对马嘴也!”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各种赛事中也出过一些好作品。”古先生这个看法还是较为中肯的。

夸奖、赞美,当然是必须的,甚至不妨超点限度——溢美。作品问世了,作为作者总希望在社会上有一点回声,哪怕是批评,未必中肯,打臭牌——挖苦、贬低,也很正常,用冯小刚先生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待遇,谁叫你出名了呢。

   但夸奖、赞美,须要有度,炒作,要掌握火候:不能太过头,把饭给炒糊了,甚至把锅给炒漏了,望风也须要有影;不能太离谱,不能夸过头,不能超越底线,不能以丧失人格为代价去炒作,炒到就连作者本人都没法接受,感到不好意思。比如:有人把至今还活得好好的诗人与“谭浏阳”或“鉴湖女侠”相提并论,且不论其生平事迹够不够份量,单就洒热血、抛头颅、舍生取义、慷慨赴死这一条,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不到万不得已,有谁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再比如:当今诗坛,曾有人写诗赞美自己身边的某位诗人,将其说成是“北斗星”,这就太玄乎了。众所周知,像“北斗星”、“红太阳”一类的赞颂之词是有其特定指喻的,是不能随便更易的,甚至是只能喻其一,不能喻其二。道理很简单:它是历史的选择,是众望所归,约定俗成的东西。而不是哪个人头脑一热,随便一说,就能算数的。当然,有你的自由,作为粉丝,你不妨把你所羡慕、敬仰的人,当成“偶像”去崇拜。当然也包括脸皮厚,不知害羞,自我吹捧,自我颂扬者。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万万不可忽略:只能限于你个人或关在屋里,搞个过家玩,过过嘴瘾,自我陶醉。在这个前提下,你磕头叫他祖宗,别人都无权干涉,这是你的自由。离开这个前提条件,将这种毫无原则、毫无根据、毫不贴边,令人感到肉麻的吹捧散布到社会上,或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那就要说道说道:你凭什么?

“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清· 袁枚《谒岳王墓》这首诗,把于忠肃同岳武穆相提并论,这是恰如其分的,对于谦而言,也是当之无愧的。所以,不是不可比,但要看谁与谁比。

话扯远了一点,或许有的朋友要问:那要怎么称呼你呢?如果为了“言顺”,而非要“正名”的话,那就叫“业余诗词爱好者”吧,对我而言,这才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评估和定位。“业余”,一点都不掺假,我上学时,没有专门学过诗、甚至连短期诗词培训班都没上过,也就是说,没有经师帐下系统地“传道、授业、解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学诗,没有老师,是“无师自通”的。老师在哪里?我的老师在诗词前辈们(杨士首、陈怀、易兆鸿、王充闾、贺苏等——按于帐下求教的时间先后排序)日常的谆谆教诲中,在与诗友之间的切磋交流中,在历代诗词选中,在唐诗、宋词、元曲等选集中,在古今诗话中,在现当代的名篇佳作中,在现实生活里从黑土地生发出来的故事和新鲜语言中,在几十年不厌其烦地对自己的习作反复修改中。从事诗词写作,耗费精力不说,还赔钱,但却乐此不疲,一直“玩”了几十年,而

且还从不间断,所以,说我是一名“业余诗词爱好者”,那是当之无愧的,也是我最感到惬意的称号:爱好——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爱好——让我每一天,不,每时每刻都处于诗的意境中,哪怕是做梦,哪怕是忧愁、悲哀、愤怒,也都伴随着诗的韵律;爱好——为我卸掉了许多包袱,让我轻松地、无拘无束地、自由自在地、快乐地活好当下,活好每一天!业余诗词爱好者,对我而言,这个称谓就蛮不错了,它使我卸掉了不少包袱,日子过得轻松了许多。

我是几流诗人?从业余诗词爱好者这一点看,论及诗,我几流都不是,我是不入流的!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业余诗词爱好者。你是几流诗人?现今,谁说了都不一定管用,甚至等于个零。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先生勿急、先生勿躁、先生勿絮叨,好坏优劣,还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评说吧!

诗词作品这“玩艺”,永远是见仁见智的,永远也不可能达成像11等于2一样,异口同声、毫无争议的共识。所以,论及赏析诗词,还是“存异不求同”为好,有些时候是没法求同的,有如日常的苦辣酸甜、穿衣戴帽,怎么求同?不应该有、原本就不存在“同”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求那个“同”?其实,有时作者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自我否定,翻来覆去地修改,便是明证。

诗词作品这“玩艺”,切磋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须有能够进行切磋交流的必要条件:审美习惯不同,彼此如何切磋交流?诗友之间,提点不同看法,稍有不对心思,就火冒三丈,只准说好,不准说坏,与这类蛮横霸道者,如何切磋交流?高高在上,睥睨一切,一贯以大师、泰斗、大家、大学者自居(其实很空虚,真正的大学问家从来是虚怀若谷的,从来不摆那架势),芸芸众生与这些端坐莲花、仰视都看不着的“天尊”,如何切磋交流?点评作品,以人划线,以帮为准,属于他那伙的,不好也是好,否则,好也不好,瞪着眼睛说瞎话,就是不说人话!面对山寨,没入伙者,如何与之切磋交流?心思从来就没有放在作诗上,把诗看作只是一块获取名利的敲门砖,意气书生与这类根本就不是一路人的人,如何切磋交流?切磋交流前提是:一、是搞学问的,是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总之,是同道,是一路人!相互切磋交流,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取长补短、学好诗、写好诗;二、出以公心,点评作品,不挟私虑,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三不自以为是、自以为高,坚信一个真理:没有真理的化身,我不是神,也许你是对的;四、要有自知之明:我有很多不足,我有很多知识“盲点”,我那点东西与浩瀚的知识海洋相比,九牛一毛都不够,“我懂得个屁!”要把这句粗话作为座右铭并时刻记在心上;五、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心平气和地、平等地交流,畅所欲言;六、不计较对方的言语深浅,虚心地听取对方的发言。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切磋交流,也才能顺利地、长久地切磋交流下去。

诗词作品这“玩艺”,与自然科学类的那“玩艺”不同,有其特殊性,不好,也不可能做定量分析,而只能做定性分析,所以,它不可能像田竞赛一样,对竞赛记录做分毫不差的界定。所以,有争议,有不同看法,是自然的、必然的、顺理成章的,否则,才是不可思议的。

诗词作品这玩艺,有些时候,真有写绝了,达到了“顶峰”,难以超越的。例如: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望岳》、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词、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试问:后来者们哪个能与之比肩?哪个超越了?没有!真是应了那句话: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诗词作品这“玩艺”,可不可超越?那须“翻出如来掌心”——文学艺术体系的突破。谁有这个本事?历史在拭目以待!不妨举个题外的例子:当今的平面几何题出的是花样翻新,题的解法也是——“危乎高哉”、妙哉!仅就这一点而言,我敢说,肯定“高于”创始人欧几里德,尽管如此,但原创不属于中学数学教师们,搞了二千多年,后来者依旧在欧几里德创立的平面几何体系中转悠,所以,题出的再高、题的解法再妙,也无济于事,还是拜在创始人的脚下,高山仰止的对象是欧几里德。古典诗词体系难以突破,新的诗体在哪里?何时能构建起来?何年何月能逐渐成熟来?这是当今中华诗坛面临的大问题,其难度及其解决的不可预期性,绝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历史的困惑——“何人再辟新天地,独倚江楼望远峰(贺苏先生诗句)。”

诗词作品这“玩艺”,是不拘一格的,风格多元化,题材多样化,这是毫无疑义。所以,它决不不排斥小花小草、小家碧玉、浅唱低吟、遣兴自娱、应景应酬的东西,这类作品不仅应当,也是必须的,在诗坛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类作品终究不能成为当代诗词创作的主旋律和主色调,比较起来,还是那些与那些关乎家国兴衰、关乎人民大众忧乐的作品,更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诗词作品这“玩艺”,不在数量,也不在官大官小,而关键在质量,是要以质量取胜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余首诗,后世对其自有公论:“乾隆老子官儿大,御制高碑处处题。一句无人能记得,斜阳衰草鸟空啼。”全唐诗只收录了张若虚二首诗,其中《春江花月夜》广为流传,闻一多评价是:“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全唐诗只收录了王之涣六首诗,其中的《登鹳雀楼》、《凉州词》二首堪称诗之杰作。这数量极少的作品,便确定了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古今诗家有谁能轻慢之?!在一定意义上讲,一个诗人的水平,不在他写了多少东西,而在他能够把作品写到多好。毛泽东生前只发表三十九首诗词品,在我看来,仅凭其中的《沁园春·长沙》、《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七律·长征》和《水调歌头·游泳》五首,便毋庸置疑地确定了他在古今诗坛中作为开宗立派的大家地位。

诗词作品这“玩艺”,绝对是抒发情感的东西。清·沈德潜有云:即使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以“赋”的表现手法写诗,那也“须带情韵以行”,可谓是真知灼见。毛泽东在给陈毅写的一封关于诗的信中写道:“我偶尔也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这是大实话,决不是自谦。由此也可以看出写律诗的难度。真正的好律诗,平仄和谐,对仗工稳,但又不露格律的斧痕,好像是平常说话一样,娓娓道来,有如老杜的“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与其它体裁的诗比较,在古今律诗中,特别是七律,毫无瑕疵的名篇杰作更为稀少。原因就在于格律森严、“规矩”太多,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把诗作“死”——没有“活”气。让读者一看,你不是有感而发,抒真情,而是在对句、凑字,结果是格律是符合了,但把“感”“平”丟了,把“情”“仄”淡了,这类诗很容易写成“非诗”、“假诗”和“伪诗”。还有什么比“假”和“伪”更让人讨厌的!所以,与其一瘸一拐、别别扭扭地写律诗,真就不如写一些任凭情感倾泻的、较少格律束缚的其它体裁的诗,甚至是“打油诗”。

诗词作品这“玩艺”,向古今名家、名篇学习借鉴,这是必须的。但是,有一条须清醒,你不是对方,你就是你。当下,有人把一位诗友的诗与聂绀弩的诗并论,认为其风格“近似”,这种比附,实在是忒牵强了。胡乔木曾为聂绀弩的诗集写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试问:当今,谁有聂绀弩的人生经历和阅历?谁有聂绀弩的全面学养和修为?谁有聂绀弩的才气和胆识?胡乔木的序中讲“诗史上独一无二”,换个说法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唯一的。为什么?产生聂绀弩这样的历史人物和只有这样的历史人物才能写出这样的奇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也就是说,聂绀弩和他的诗风是不可复制的!换个主,谁能像聂绀弩这样写诗?谁敢像聂绀弩这样写诗?谁能把这种风格的诗写到像聂绀弩诗的那种程度?历史走进了二十世纪,时代造就了聂绀弩和他的诗风:“极端哲学味,又极端生活气;极端写实,又极端浪漫;极端古典,又极端现代;极端严肃,又极端诙谐;极端高雅,又极端粗俗;极端深刻,又极端浅显;极端热烈,又极端冷隽;极端悲苦,又极端乐观;极端厚重,又极端轻松;极端沉痛,又极端悠闲。”(王景山语)“如怪石,如荆棘、如黑云,如利刃,如泄洪,如哭号,如骷髅造型,如古树参天,如碾压,如旋风,如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将冲破几重灵霄宝殿。”(王蒙语)

诗词作品这“玩艺”,推而广之文学艺术这“玩艺”,绝对是性情的、纯真的东西,当代人为什么写不出可与《二泉映月》、《黄河大合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东方红舞蹈史诗》、《长征组歌》、《柳堡的故事》、《刘三姐》、《五朵金花》相媲美的经典作品?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人太浮躁了,人不纯粹。上述例举的那些鸿篇巨制,为什么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说到底还是个“纯粹”二字!是作品产生的背景纯粹、发生的历史事件纯粹、作品创造者的精神境界纯粹,参与演唱、演奏、表演的人和团体纯粹,是血汗的捐输,是生命的付出,是心无旁骛、一尘不染的,是真心实意为艺术而献身。因此,它是纯情、纯真、纯朴的,一句话,它是绝对纯粹的,是全面修为到家,是正果修成,金丹炼就,精神层面达到了崇高的境界。试想一下:一个沾满铜臭、舞台上人模狗样地领着一伙人排练、演出节目,而暗地里却是另一副面孔:干着吸毒、嫖娼、五毒俱全、无所不为的勾当,这样的导演、组织者,能编写出什么好东西?能拍出什么好节目?这是对演出莫大的讽刺,这是对艺术的绝大的亵渎!因为人的灵魂是龌龊的,节目没等出台,就降格了——下三流!正直的观众、有良知的人们,怎能不对此嗤之以鼻——太恶心了!

诗词作品这“玩艺”,终究是掩饰不了的。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真面目掩饰起来,但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永远地“装”下去,麒麟皮下还是要露出马脚的。诗的格调、境界为什么上不去?不是动笔时没有想到,而是压根就没到修为到——原本就是一个低俗的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太白的呐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杜少陵的视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东坡的气势;“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是毛润之的襟怀和气魄。武大郎,使尽浑身解数,充其量也只能卖个烧饼的,一个心眼比虮子还小的人,能写出什么大气磅礴的作品来!当然,在人生的舞台上,作为“演员”,不妨“装”下去,写一些口是心非、甚至是昧良心、伤天害理的假诗和伪诗,如此诗格与人格、诗品与人品相分裂的作品,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让人读之不感到可恶和恶心吗!作为表演者,活得也实在太累了,惯于说假话,做假诗,这是人生的大悲哀、大失败——一辈子虚伪、一辈子不说真话、一辈子假戴面具做人,也实在是太惨了。

诗词作品这玩艺,确实是一面镜子。桑梓先贤、老诗翁易兆鸿先生曾写过题为《山泉》的七绝,后两句是:

致叮咛争出谷,相期还是在山清,一反传统陈词,翻出新意。而一位老诗友步易先生诗原奉和,末句是:纵然澄澈浑如碧,一出深山便不清。同是咏《山泉》,两相比较,其格调、境界相差,何其悬殊!此事在诗友中,一时被传为可爱的笑谈。清·沈德潜有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斯言是也,观其诗,看其人,也可以看出其今后是否能有所作为。眼下诗词界出现的一些反常的现象,彼此为一点蝇头小名小利、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打得不可开交,其实很无聊,甚至是低级趣味!这道理很简单:视野太窄了,气量太小了,标杆太低了,太小家子气了!好比是登山,甭说是会当凌绝顶 山脚还没到呢,这几个哥们就动起拳脚打起来了,结果是两败俱伤,弄得鼻青脸肿、血流哗啦,那能多大出息?还能指望攀登什么高峰!老杜为什么能临绝顶?就在于他有一览众山小气魄:山登绝顶我为峰,眼空无物”——“众山不在老杜的视野之中!《望岳》,实则是夫子言志,齐鲁竟然青未了,多么宏大的气魄!所以才能写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感天动地的鸿篇巨制,成为与太白同辉、光芒万丈长的双子星座。

诗词作品这“玩艺”,是不能因人废言的。大奸臣蔡京、严嵩,大汉奸汪精卫等诗文俱佳,现今文化艺术界贯彻双百方针,环境宽松,据说这些为历史所不齿的败类,其诗文集也面世了,作为借鉴,让后人看看诗品与人品、诗格与人格是如何严重分裂的,这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也没有青睐有加、大力宣传和推荐的必要,更不可能把他们的诗文作为范例,编到中小学教材中去。道理很简单:名声太臭,遗臭万年,好诗文也让其名声熏得不是味了。所以,从事诗词创作,还是要从做人开始,这是第一要义。“持节有终,足堪垂范;做人无格,何以为诗!”这是我读黄宗羲与钱谦益诗文后撰写的一副对联。就名节而言,同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降清、做了贰臣的钱牧之与入清拒仕、著述以终的黄受之相比较,岂可同日而语!“浮生所欠只一死”,与钱谦益同样遭遇的吴梅村,因为名节的纠葛,至死不原谅自己。清醒的痛苦,历史的重压下,事已至此,情何以堪!

诗词作品这“玩艺”,无论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性,也回不到过去的时代,当下,热衷于此道者,终究是少数人,所以,它还是被边缘化了。从纯功利的角度看,靠诗词作品能在“圈内”出个虚名,但发大财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点名利,在达官貴人、大款大腕眼中,简直是沧海之一粟,太微不足道了。所以,“圈内”起风波,以至于掀起了大浪,居然对簿公堂,打起了官司!在“圈外”的人看来,十分“幼芽”可笑:“本来无一物”,如何骂得狗血竟喷头?对于大多数写诗者而言,无非就是以此打发日子,有个精神寄托,玩玩而已。靠这行当谋生,不能说没有,但为数很少,其中走江湖、名扬天下者,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相当于《红楼梦》贾府中的一帮清客,撰点歪联,写点清诗,凑点闲趣,博取权贵们开心,顺便再遣点小兴,喝点小酒,沾点小光,谋点小利。这是一种活法,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科举时代,诗列入考试之科目,是进入仕途的一块敲门砖,但单靠写诗挣钱谋生,还是“难以为继”的。李白靠写诗出了大名,如果以为他镇日就泡在诗中,那是天大的误会!其实,他也有“经济实体”支持,在豪饮狂歌的同时,也在做生意。诗仙也是人,终究未能免俗。其实,我以上讲的那些“清客”,绝大多数是有固定收入、“吃皇粮”的主,这伙人活得很悠然,很自在、很开心,他们得闲吟诗,帮闲赋诗,实在是一种难得的雅兴。因为是“闲散”,所以,难免不出“狗屁诗”,而要让这伙人写出热血男儿的血性诗篇,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诗词作品这“玩艺”,当代的评价未必准,也未必算数。南宋大诗人陆游曾云:“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也就是说,作为诗人,对“即今”的褒贬,不要太在意,甚至可以说是“何足道”。文学艺术的历史定位,不是拍卖会,“一锤”便可“定音”。它讨嫌起哄,拒绝浮躁;它需要冷静,需要沉淀,需要历史周期。包括当下那些赫赫有名的、多似过江之鲫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大赛的评委们在内,诸位的诗词写作水平有多高、艺术鉴赏水平的有多高,公心有几两、法眼有几度,不也需要历史的评估和检验吗!米兰·昆德拉说:“记忆就是选择遗忘。”很多人,放在当代也许算是一个大家.但如果放在整个文学艺术史中看,可能什么都不是。文学艺术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回旋的余地。因为它可以说“不”。

所以,要沉潜淡定,勿浮勿躁!别东张西望,只管往前走,走到树荫下,该干嘛就干去好了。

[发布时间:2017-01-24 18:46:27 ] [阅读次数:232 次]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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