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漫话
孙延喜
提起“清诗”二字，给人的感觉，便如那故意“曲解”了的字面意义，清澈的河流绵延而恒久，流水中荡漾出属于一个朝代的独特气息。然而，这种独特的文化气息，很久都被淹没在中国文学史的滚滚波涛里悄无声息。这缘于一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成见，似乎能代表一代之文学的，在唐为诗，在宋为词，在元为曲，而到了明清，便只能是小说了。其实，这被许多学者忽略多年的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中，绝对可以说是“荡起万丈涟漪”的第三座高峰。无论是从对诗歌理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诗歌所折射的历史真实来说，清诗都有着前朝诗歌无法替代的价值。名曰“清诗漫话”，本文所谈，便不是对清诗某一问题的系统论述，而是仅凭阅读所获和个人兴趣来选取几个视角“话说”清诗，得些浅显却真实的认识，如此而已。
所谓“清诗漫话”，当提及清代的诗人和诗歌，才够真实而生动，不至枯燥乏味。因此，本文便选取了清代的五位诗人作为切入点来谈清诗。这五位诗人，或为清诗几百年历史中某一时期的标志性人物，或是代表了清朝某一特殊的诗人群体，在清诗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五人便是，清初诗人王士禛，清中期诗人袁枚，晚清诗人龚自珍，遗民诗人吴嘉纪和贰臣诗人吴伟业。
在清朝初年，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杰出诗人，便要数“渔洋山人”王士禛了。这位渔洋山人，是清顺治、康熙年间的文坛领袖，此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王士禛曾与浙江海宁的查慎行一道，在清初唐宋诗风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王士禛对清诗的独特贡献，便是他提出了“神韵说”的诗歌理论。这种神韵诗论，渊源于唐人司空图的“自然”、“含蓄”和宋人严羽的“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正是从神韵说的观点出发，王士禛选编的《唐贤三昧集》，发出了“越三唐而事两宋”的诗学声音，别有一番风格。可这种独特的论诗旨趣，在当时却受到过猛烈的攻击。赵执信在《谈龙录》中，就不遗余力地排诋王渔洋的《唐贤三昧集》。仅《谈龙录》书名中的一个“龙”字，便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东鳞西爪”的含义，实为影射王士禛的神韵说。然而，往往反对的声音越强烈，被反对的东西就越有价值。王渔洋既是神韵说的开创者，也是这种诗说的实践者，他个人就以一种清丽澄淡的诗风，展现了神韵诗说的艺术魅力。著名的四首《秋柳》诗，便是王士禛七律中的精品。“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聪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弟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王渔洋在大明湖畔吟出的四首《秋柳》，是他的得意之作。《秋柳》诗意蕴含蓄，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此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这正是神韵说的境界。如此经典的神韵说，如此美妙的诗作，便足以奠定王士禛在清初诗坛上的盟主地位。
到了清中期，诗坛更加诗说迭起、创作繁荣，呈现出一片十分兴盛的面貌。就连那有名的乾隆皇帝，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作诗最多的皇帝”之美誉。而在这一时期的诗坛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本人认为，当数“随园主人”袁枚了。袁枚作为乾嘉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仅从这一称呼，便能见出此人在诗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位“随园主人”，是个很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便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袁枚在《杂兴诗》中描写的随园景致，那些诗情画意，令今人神往，也令当时的子才怡然自得。正是这样一个性情之人，提出了清诗史上著名的诗歌理论之一，即“性灵说”。性灵思潮代有传人，而在明清尤甚。明末清初的金圣叹，便是一个十分性灵之人。到了清中期，著有《闲情偶寄》的李渔和写下《浮生六记》的沈复，同样是性灵思潮的代表人物。正因如此，袁枚、沈复和李渔，便分别成为了性灵文学中诗、文、曲的三座巅峰。然而，袁枚的性灵说并不是当时诗坛唯一的诗论，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与之共同构成了清朝中期的三大诗歌理论，可谓有“三足鼎立”之势。不同的理论之间当然会有交锋和抗衡，这里仅举一事为例。袁枚曾给沈德潜写信，问《清诗别裁》里为什么没有选王次回的诗。王次回的《疑云集》以艳体诗为特点，所以，袁枚的发问便张扬了他的性灵说，同时也反衬出格调说的保守色彩。如此一个潇洒风流的随园主人，能在人生沉浮中自得其乐，他写的诗便也带了一股性灵之气。且看一首《湖上杂诗》：“葛岭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老夫心与游人异，不羡神仙羡少年。”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文人为诗，正当如此。
晚清诗坛，若只选一位诗人作为代表，那就一定要选龚自珍。有一种说法，清诗之所以为清诗，就是从龚自珍开始的。不管这种评价是否有失公平，龚自珍的诗很有“清诗”的味道，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龚自珍写诗独具“语言清奇、不拘一格”的特色，而他的先进思想更成为那些优秀诗篇的灵魂。紧紧围绕现实政治，或批判，或抒慨，使得龚自珍的诗作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龚自珍的诗才真正做到了不同于唐宋诗，开创了近代诗的新风貌。仅读《己亥杂诗》的第一百二十五首，便能感受到叱咤风云的气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晚清之际，国家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一步步日薄西山，龚自珍深知，前途与希望在于风雷飙发、人才蔚起，以强力的变革使社会重获生机。于是，诗人便以这极富震撼力的诗句，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一个新时代的最强音，也正是晚清诗歌独有的声音。由此，可以看出龚自珍的诗歌一种历史性的成就。或许，也正由于这种成就，龚自珍成为了南社诗人心目中的第一榜样。
上面谈到的三位诗人，分别为清初、清中期和晚清的诗坛领袖，又基本是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来安排的前后顺序。接下来，本文将打破这种时间顺序，来谈谈清代诗歌史上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能够代表这种文化现象的，就有清朝初年的遗民诗人和贰臣诗人。
遗民诗人，是中国古代江山易主之际出现的独特的文人群体。而清代的遗民诗人，便代表了清初诗坛的一种文化现象。清军入关以后，除明朝残余力量仍在竭力抵抗外，江南一带士大夫的抗清运动也前赴后继，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还有很多明末的遗民虽未参加武装斗争，却始终坚持不合作的态度，不赴考试，不受官职，宁肯老死于山林岩穴之下。在这遗民群体之中，便有一位叫做吴嘉纪的人物，此人虽为一个非常边缘化的遗民诗人，却是一个十分有特点的遗民诗人。吴嘉纪乃江苏泰州人，清王朝建立后，他便隐居泰州安丰盐场，“一生不出东淘路”，就是吴野人一生状况的写照。作为一个隐居海滨的遗民诗人，吴嘉纪长期生活在贫民中间，真切地体会到盐民的疾苦，并把他的所见写成了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诗篇。吴嘉纪在一首描写盐民生活的《绝句》诗中写道：“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诗句明白如话，不假雕饰，靠内在感情把盐工之苦写到极致，幽淡似陶，沉痛似杜，有质朴古淡的苍劲风格。吴嘉纪写盐民生活如此艰难，而写他自己的生活亦于平淡中透出凄婉。再看他的一首《内人生日》：“潦倒丘园二十秋，亲炊葵藿慰余愁。绝无暇日临青镜，频过凶年到白头。海气荒凉门有燕，溪光摇荡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祝，依旧归来向尔谋。”从吴嘉纪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便能以一位遗民诗人看到整个遗民诗群的大体状况。若说所有的遗民都是逸民，那这种隐居的生活，当是被隐去了一种“安逸”的意味了。
贰臣诗人，简单说来，就是既在旧朝做官，又在新朝做官的诗人，亦为王朝交替之际特有的文化现象。清朝初年，贰臣诗人与遗民诗人几乎同时登上历史的舞台，二者的区别，便是社会身份的不同。遗民诗人大都情系故国，以布衣身份终老；而贰臣诗人在明朝已经取得官职，鼎革之际又与清朝合作。尽管如此，大多数贰臣诗人却与遗民诗人有着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品格，他们的内心深处藏着真切的“忏悔”意识。这也是乾隆下旨修《贰臣传》，却要以“忠君”为标准把贰臣分为甲乙两编，而大多数文官又都被放入了乙编的原因。在贰臣诗群里面，“不忘旧恩”的吴伟业绝对是一个“道德”的楷模，与此同时，他还是与钱谦益并称的诗坛泰斗级人物。正由于那长期挣扎在夹缝之间的愧疚之心，诗歌便成了吴伟业的寄托，而这样悲哀的身世，这份深切的情感，也成就了一种震撼诗坛的“梅村体”。吴伟业的“梅村体”诗歌，以怆怀故国和感慨身世荣辱为主，又多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那首著名的《圆圆曲》，就是其“梅村体”叙事诗的代表作，由于该诗篇幅较长，便不在文中写出全诗。《圆圆曲》一诗规模宏大，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使得历史事件动人心魄，故事情节波澜曲折，富于传奇色彩。诗人把画龙点睛般的议论穿插于叙事中，将批判力量蓄积于错金镂彩的华丽辞藻中，那精警隽永的“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凭如此诗句，吴伟业的成绩，可谓誉满当世。
五位诗人，无法代表清代诗歌的全部，却可一观一代诗坛的独特面貌。然而，清代诗歌的独特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说，与清王朝“少数民族掌权”这一“国情”有关。想起二月河在《雍正王朝》里的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康熙帝说：“我们满人和汉人比起来，就好像一把花椒面儿撒进了西湖。”从这一句似乎玩笑之语，便可以窥见当时的统治者微妙的心理。为了巩固满人的政权，清王朝大兴文字狱来禁锢文人的思想，而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酷烈，到了乾隆朝则达到了顶峰。那些与文字狱有了牵连的诗歌，以及为了逃避文字狱而改变了创作内容的诗歌，更成为清代诗坛一种值得品味的文化。若有某位学者能够写出一部《清代诗歌与文字狱》，当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在清诗研究逐渐升温的今天，更多的成果值得期待。
作者简介：孙延喜，女，24岁，辽宁盖州人，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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