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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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彦
诗是天地之心的高唱，苦难历程的写照，旷世不再的觉醒，人淡如菊的本性，醉卧沙场的风神，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诗是云烟往事的追忆，高歌痛饮的宿营地，寄托生命的家园。从那里我们可以找到源头肇端，展开情感与时空的碰撞、理想与现实的对接，昨日与明天的对话。
余近作《诗如何是》就诗是什么、什么是诗，诗作什么、怎么作等问题进行阐释与回答。“中国古代文艺文字的总称”被释为诗，诗是歌唱出来的文字（歌是唱出来的诗），诗本身就是歌。它起源于劳作，祖先敬畏神明，以“歌之舞之蹈之”企盼风调雨顺，所谓“颂歌”《颂》者也。 劳作时发出有节奏的号子，用来振奋精神，协调动作，调动情感，所谓“民谣”《风》者也。鲁迅“诗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便是此谓。诗起源于歌唱，繁盛于文字，肇始于文化，推衍于文明。《诗经》乃文学之祖，艺术之根，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抒情；最深刻的阐释是言志；最准确的表达是音乐；最美丽的邂逅是想像；最真实的感悟是寄托；最深沉的体验是宣泄。
诗是器用。器者形之谓，无论其上其下均以度为大。诗之器可以盛生民，装天下，载万世；可以用无常想的器品读人性，无常形的眼探微奥秘，无常住的心度量世界。毛泽东《沁园春·雪》高蹈千秋、照见八方，站在中国革命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旷原之上，以磅礴之力、帝王之象吐纳襟怀，品评历史，衡量世界。
诗是尺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大戴礼记》），诗之尺寸可以在指掌间量善恶，量进退，量阴晴，量长短。曹植《七步诗》尽量人情冷暖；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尽刺昏聩；章碣“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怒讽暴政。人世间善恶长短在诗之只言片语间一览无余。
诗是酿造。它可以发酵，可以烹调、积渐，可以酿泉为酒，可以品味人生的苦辣酸甜。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把自己沉浸在亲手酿造的苦酒中。蒋捷《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少年陶享乐、壮年飘泊、老年孤独，一生悲欢离合，尽在酿造之中。
诗是营造。运用动作、情感、形象之斧斤，“穷理尽情，表见于着录，以收文字之功”（田北湖《论文章源流》）。塑造形象、营造意象乃诗之宗旨，亦诗家最大追求。人世间的歌哭笑闹，生离死别，梦幻得失都在诗的营造中呈现出来。诗与中华文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地体现着诗载道、诗无邪、诗缘情、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的儒家主张和儒教思想。用营造之手段，映射中华文化之基本精神，中华民族之理想人格和思维方式，集结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象。
诗是觉醒。在决定民族精神命脉的文化中觉醒。它可以唤醒沉睡的自我，对沧桑历史、忧患意识、家国前途命运加以认知与追求。它用深刻的哲学领悟、深邃的智性感受来提升理性，唤醒人们的思想与灵魂，产生警示和启迪，它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先导。诗经《褰裳》：“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描写古代女子的自我觉醒。《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把惆怅置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刘邦《大风歌》曹操《短歌行》倾诉人才的渴望与觉醒。
诗是净化。它可以消除烦恼，使心灵变得纯净；可以洗涤灵襟，在心灵的沉寂中完成新一轮的生命体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是心灵净化的吟唱。“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嵇康《赠秀才入军·十四》），是旷世不再的高歌。“何必山巅与水涯，安心随处便为家。有人问我西来意，笑指长天落晚霞”（ 寄禅法师八指头陀《答柳溪居士》）；“今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唐尼《悟道诗》），是忘怀忘机的深入体验。
诗是过程。是矛盾的消长、有无、动止、对立、统一过程；物候的燥湿、冷暖、兴衰、阴阳、向背过程，诗的过程本质上是事物的生化制用过程。“生化制用”乃起承转合之内现。“生”乃长生之生，是谓矛盾的生发时宜。人的诗思与自然物质一样，不经胎养便无以为生发，诗的“起”只是诗的外在结构的狭义呈现，“生”则是诗的内在结构的广泛体现。诗的生发过程是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也是由感性而至理性的过程，人的初始感受与理性思考一经碰撞便如开闸之水，一泻而出。诗本不是无端之物，它由客观感应生根于心，再经理性胎养，一朝分娩，破题而出，这便是诗的长生之理。“化”为合化之势，是谓矛盾的发展与深入过程。诗思一经生发，必然成长，譬如青藤自春而生，自夏而长，其根愈深，其蔓愈长，此谓势也。诗的“承”是诗的外现，与势无关。只有诗的“化”才是诗的内质，它可以驾驭矛盾，营造一片浑然的意境。“制”为制衡之所。是谓操纵与解决矛盾的机关所在。这既是问题的“檄”，也是矛盾运行的点，在此节点之上，不但可以看到诗的过去，也可以展望诗的未来。这“制”绝非起承转合的“转”，它既是矛盾集结疏导的关键，也是诗潮起伏的折点，变化进退之机无不尽出于此。此“制”必从气从象，从气则须理气，从象则须意象，收发阴阳，变化开阖，制衡通关势非寻常。后人对此尽皆言“转”，然转之无轴，行之无气，不谙变化何以为诗？“用”为通用之局，是谓驾驭矛盾并为我所用的流转之态。将消长了的矛盾投放到理性之中流转，是“用”的根本任务。我们知道诗的过程是诗人心灵净化的过程，是矛盾消长解决的过程，这是以性解诗以气解诗的宗旨，所以我们以“用”括之。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合”是截然不同的，“合”乃扣合之意；“用”则取用之意。它既能笼括语言，迭起高潮，又能深入理性，升华情绪。只有有了“用”，诗才能称得起为诗之道，只有使用“用”，才能真正进入理性与情感的层面，走入主观与客观共同营造的境界。
诗是寄托。寄托情感、寄托志向，寄托人生与生命。“诗言志” 是对诗本质特征的认识，“是中国诗的开山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寄托之肇始，盖为诗三百。诗经开创了主文谲谏的诗学传统，借赋诗以明志，这便是寄托，所谓“有思想斯有寄托”是也。诗经之比兴，离骚之美人香草皆是寄托之典范；骆宾王《在狱咏蝉》，寄情于物，托物言志；陈子昂《感遇》寄寓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感慨。李白《长相思》通篇运用比兴手法，隐含政治抱负不得施展之怨。
诗是担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发之肺腑，动人心魄。诗人之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就是担当，杜甫饥寒交迫，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之祈盼，这就是诗的担当。谭嗣同“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把生死置于度外，把担当寄于向死之中。
诗是宣泄。是兴观群怨的抒发，嬉笑怒骂的翻版，七情六欲的排放，沉积以后的“迸发” 。司马迁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李白“乱我心者，今日之事多烦忧”；杜甫“朱门酒肉臭你，路有冻死骨”；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岳飞“怒发冲冠”皆宣泄之作。
诗是见识。它是认识事物、认识世界、透视人生社会的修养与能力。它可以透过现象揭露本质，可以拨开纷纭直抵人心，可以醍醐灌顶，使人豁然开朗。王国维“眼界”就是“见识”的阐释。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皆经多识广，独有见地，洗人耳目之语。
诗是历史。它记载过去，记录沧桑。历史站在诗的高度，写就了《弹歌》《庆云》《击壤》《三侯》《哀郢》《三别》《三吏》，也必将站到新的高度，挥洒更为壮丽的时代诗篇。
诗是生活。它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反哺生活；它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从火辣辣的现实、沉甸甸的责任中挺起肩膀，荡起波澜。它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吸吮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丰厚的文化养分，以浓厚的乡土情韵、宗族情味、宗国情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彰显审美旨趣、传播当代观念、书写时代风云。从先秦的《弹歌》《击壤歌》到陶渊明的《饮酒》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从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到辛弃疾的《村居》等等，都是生活之真实写照。
诗是版牍。它刻画了《易经》的韵致，《诗经》的逸致，《楚辞》的情致；谱写了《乐府》的声调，魏晋的风调，大唐的格调，宋元的腔调，明清的味调。风雅颂、屈宋、三曹、陶谢、李杜、苏辛、毛泽东等人把自己刻画在诗的版牍里，刻画在诗的里程碑上。
诗是家园。那里边有生命的呐喊与呼唤，旅途的出发与驻止，寂寞的陪伴与解脱，希望的象征与复活，沙场的醉卧与高吟，人生的执迷与醒悟。诗是生命的家园，它与人生相同相化、相得相契。它要我们驾驶心源之车，驰向大化流行的生命本体，把混沌的宇宙纳入博大的胸怀，唱响如梦如幻的生命之歌。在诗的家园里，可以忘言吾我、洞见过去、瞻望未来；可以超越生死，超拔个性，超脱理性，实现崇高的人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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